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他对维新变法的坚定决心，以及用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民众的崇高意志，都是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遗产。然而这一历史人物又是很难在舞台上表现的。难度之一是这一历史人物具有不同于常人的情感和胸怀，不易使观众理解和亲近；难度之二是“戊戌变法”这一历史事件错综复杂，与之有关的人物众多，要把历史事件叙述清楚并从中写出谭嗣同这一人物来，非高手莫及。看了湘剧《谭嗣同》我很佩服编剧、导演和整个创作团队，他们以悲喜交错、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把这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现的十分简洁，而且非常动人！
　　谭嗣同的一生无疑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历时只有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但经过风雨沧桑之后再来看这段历史，又会觉得慈禧扑灭变法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滑稽和荒诞。西方的悲剧强调要使观众感到恐怖和产生怜悯，而《谭嗣同》的创作者按照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用悲喜交错、以喜衬悲的手法来演这部悲剧。维新派与顽固派（或谓之帝党与后党）有三次正面交锋，全是用喜剧的手法来表现的。似乎“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但“谈笑”之后不会忘记思考其中的经验教训。
　　谭嗣同奉诏进京之后，与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初次闯进军机处，与刚毅等顽固派进行较量。谭嗣同占据了刚毅的“第一交椅”，并要下发皇帝已批示过的奏折，刚毅等则加以抵制。如果是真实的历史，那一定会是在朝廷规定的礼制下进行攻防。旧官僚的语言和新派人物的语言，都一定要有“历史感”。但《谭嗣同》把这种历史感“消解”了，由著名丑角演员唐伯华扮演的刚毅一出场就引人发笑，以各种不合常识的理由敷衍搪塞，最后径自耍起赖来：“爷就阳奉阴违了！顽固了！守旧了！谭嗣同你敢咬下爷一根逑毛？”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但这种艺术的真实却折射出真实的历史——顽固派不就是这样一些喜剧人物吗？这也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接下来荣禄等人的“奉旨询问”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奉旨应答”是新旧两派的理论和策略的论辩，创作者同样是用喜剧的手法进行处理。光绪、慈禧两个人在舞台两侧来听“隔墙音”，或不露声色，或喜形于色，同样增加了这场斗争的喜剧性。在上一场帮腔有一句台词：“好一出刀光剑影的大戏”，到了这一场，在表面的喜剧色彩中，悲剧的气氛就更加浓烈。特别是康有为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的时候，新旧两派都感到问题将越来越严重，谭嗣同也从心里感到“‘杀’字令人惊！”康有为似乎不经意间说出的“杀”字，却引出维新派被杀的必然的后果。
　　如果说上面说的两场还是历史上“可能”发生的事，还属于“实写”，那么“斗蛐蛐”一场戏则完全是“以虚写实”。上一场戏所预示的“刀光剑影”没有走向真正的刀剑相对，而是变成一场“嬉戏”。但在慈禧给蛐蛐命名为“护法金刚”和“谭嗣同”的调侃中，可以看出在慈禧看来“变法”不过是一场儿戏，而结局全在她的掌控之中。善于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的王阳娟很好地刻画了慈禧阴鸷而又不露声色的性格。
　　一百〇三天的变法维新，波诡云谲，应是步步惊心，但在我们的艺术家这里却用几个喜剧场面概括了出来，而观众也已“艺术地”感受到这一历史事变的进程，同时也对谭嗣同的作用有了清楚的了解，并被其人格力量所感染。
　　与历史事件相平行，创作者也用虚实照应的笔法写谭嗣同与妻子和家人的感情。在激烈的政治斗争的“间隙”，第五场用不同的时空表现谭嗣同与妻子的互相思念。一个端坐抚琴，一个静静纺纱。一边琴声铿锵，一边纺车嗡嗡。“似听到琴声如诉”，“似看到纺车旋转”。场景是虚构的，感情却是实的。这里创作者没有特别去探讨谭嗣同妻子的“个性”，但剧中李闰这一人物的表现（以及演员庞焕励的表演）符合那一时代贤淑女性的特点，就使她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抚琴、纺纱，营造了诗意的氛围；情感的诗意更增添了悲剧的感染力量。
　　变法失败之后谭嗣同与老家人谭老庚以及与梁启超的对话则是实写。谭老庚对谭嗣同的坐以待死不能理解，“我只晓得，留下条命，才能娶堂客，抱娃娃，敬老娘，拜祖宗哪。”而谭嗣同却是为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他日”，而慷慨赴死。梁启超也劝他走，谭嗣同坚定地说：“各国之变法，无不需流血，请自嗣同始，生命换法成。”因为有信仰的力量，所以他能如此从容。后来的共产党人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在忠于信仰、不惧牺牲这一点上应是与此一脉相承的。虚写历史事件，实写人的感情，使人的感情更突出，这是湘剧《谭嗣同》艺术手法的高明处和成功处。
　　具有悠久历史的湘剧已为我们留下了数不尽的艺术形象，现在《谭嗣同》又放出了新的光辉。饰演谭嗣同的优秀演员邵展凡也将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这一作品能不断加工提高，成为优秀的保留剧目，在湘剧舞台上长久地发出金石之声。
　　（《中国戏剧》2013年10期）